现场｜楼阳生在省委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上作专题辅导

有的学者指出，强制性地赋予董事会和监事会不受股东大会指挥、独立行使职责的权限，实质上是限制了股东对于其集体所有的公司财产的支配权，故须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

[44] 参见郑贤君：《基本义务的宪法界限：法律保留原则之适用》，载《长白学刊》2014年第三期。[⑨] 当时宣布一项制定法因违背了普遍接受的权利和理性而无效。

形式主义法治大行其道，[35]在奠定了法律科学性的同时，也为日后法律专制和纳粹极权统治提供了法理基础。[39]《联邦党人文集》进一步将这些权威统一到人民。这一原则，特别见于基于租税法律主义而制定的相应法律之中。还有一批人借助理性和正义反抗英国国会的税收法律，认为这些法律的通过是在没有他们选派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这些法律不能也没有代表他们的意志，因而是违反理性和正义的，也是不能被遵守的。法治一词入宪，凝聚了一代学人的不懈追求和智识努力。

作为法治原则的下位概念，法律保留明确了法律之于统治的权威，其在另一方面则是确立了干预行政的正当性，行政机关在有法律基础和授权的情况下可侵害个人基本权利。那些曾经受英国法训练的人士利用其所学反对他们受教育的传统，包括托马斯·潘恩、亚当斯等。虽然所有这些软法规则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能完全自发地产生和发挥。

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结社自由[17]。[9]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能不能实现法治，能不能将自身建设成法治执政党。因此，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主要表现为三大环节：社会组织建设、社会行为规范建设、社会监督机制和解纷机制建设。正式机制以国家对争议、纠纷的裁判为主体，以国家硬法为解纷依据。

人类共同体各种各样，但最基本的共同体是国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法治国家不可能在虚无缥缈的空间建设，而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建设。

《条例》对于社团的设立登记设置了三道关卡：第一道关卡是要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二是各种社会共同体制定的调整其特定内部关系，规范内部成员特定行为的规则，如律师协会制定的规范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行为的规则，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的规范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行为的规则，等等。执政党与法治社会的关系亦然：党领导人民建设了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必然推动党自身进一步法治化。多层次包括中央层面、地方层面、基层组织层面等社会的各个层面。

[16]本论文这一部分参考和引用了笔者与本中心刘刚博士合作撰写的，向一个学术论坛提交但未正式发表的会议论文《论法治社会建设的若干问题》中的某些观点。其三，社会组织的职能应通过其组织章程加以规范，有些社会组织的职能还要受国家法律的直接规范，如律师协会的职能要受《律师法》的规范。成立社会团体本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从局部和短期利益的角度对之加以限制是没有道理的。另一种即是国家和政府的监督、制约。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以培植全社会的法治环境，推进全社会厉行法治，培养自觉遵守法律、真诚信仰法治、忠实崇尚法治和坚定捍卫法治的国民。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维权和解纷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和救济救助机制，构建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

第二个子目标针对的是社会行为和社会秩序。[12]这种关系有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注释: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及中央工作部门（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政法委等）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其工作人员具有公务员资格，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及其工作部门行使一定国家公权力，如就国家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党管干部（包括党的干部和国家干部）、党管军队等。其二，法治社会需要相对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支撑，而相对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有赖法治政府的保障。我们这里使用的社会组织，是广义的非国家、非政府、非营利性、非强制性的组织，包括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公益事业机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文化娱乐性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等。而建设法治社会所需法律，所需良法，需要法治国家供给。法治社会建设工程则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建设、社会行为规范建设、社会监督和解纷机制建设等诸项子工程。这些机制、体系的建立、完善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协调统一，是建设法治社会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协调统一。

其四，司法机关对之实施的司法监督。[3]参见姜明安：《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个人、组织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多需要依一定的法定途径处理和解决。当然，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有赖于，而且更有赖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的治理、民族和宗教领域的治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法、软法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研究法治社会建设，不仅要与研究法治国家建设联系起来，而且要与研究法治执政党建设联系起来。

因此，法治社会一旦形成，任何个人、组织，即使是执政党，想改变它，扭转它的方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培植和发展社会组织，培植和发展公民社会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他指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对于社会公权力可能的腐败，有两种最基本的监督、制约途径：一种是社会共同体内部及其成员的监督、制约。

另有球队所在企业对之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又以足协非行政机关，被告不适格为由拒绝受理。近年来，许多地方都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这一条款予以修正或废止[19]。

虽然这样做构成违法（尽管是良性违法），因为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在位阶上高于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法治执政党 人作为社会动物和政治动物存在，总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中生活。

法治国家建设工程主要包括人大制度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和公正司法制度的建设等诸项子工程。尽管国家、政府、执政党对于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决策、支持、保障的作用。

社会的所有这些层级、领域的治理均应依法进行。另外，《条例》还限制社团间竞争发展。[2]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国家机构，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只包括人大、国家主席、一府两院和中央军委，不包括党的机构。其四，法治社会公民自治主体的生长、发育需要获得政府的宽容、支持和保障，而能宽容、支持和保障公民自治主体生长、发育的政府只能是法治国家的法治政府。

其四，社会成员与所在社会组织之间的争议、纠纷。如果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不信法、不讲法、不守法，不以违法为耻，反以违法为能、以违法为荣的氛围，何谈法治社会建设？当然，法治社会环境与信仰法治的人、厉行法治的法治秩序三者是互动的关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自觉崇尚、遵守、捍卫法治的国民越来越多，依法办事的规矩越来越得到严格遵循，法治社会环境自然会越来越改善。

没有法治国家，没有人大的科学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良法基础，法治社会不可能生长、存在。[20]例如，中国足球协会就曾出现严重的腐败滥权现象，而且排斥司法监督：有球队所在企业对之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以双方当事人非平等主体为由拒绝受理。

但规范社会行为的规范更多地是社会自治规范，如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到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现代社会共同体则是各种各样的，有行业性的、特定利益特定目标性的、地域性的、血缘性或宗教性的，还有兴趣性的，等等，社会共同体通常也设置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内部事务和处理与国家（政府）及其他社会共同体的关系。